个体对隐私的期待

（图片来源：全景视觉）

朱悦/文除少数态度特别乐观的个体，少有人漠视隐私，也少有人否认隐私需要保护。与之相伴，各地纷纷推出保护隐私的法律或政策，或限制部分类型数据的收集，或限制部分群体披露自己的信息。然而，围绕以下问题，长期以来充斥着争议，即使承认“隐私有其意义”成立，这一前提，能够推出“隐私需要保护”吗？努力从前者推出后者，以弥补其间逻辑“跳跃”的人很多，然而对每一种弥补的理论，似乎总有相应的反对。

比如，保护隐私自有其经济价值，用户因隐私泄漏而产生的难堪、愤怒等情绪，对应于经济学中的负面效用，当用户仅具备有限注意力、因而无法做出最优决策时，企业收集数据的量可能多于社会最优的点。然而，数据产业的繁荣，是反对者强有力的论据。实际上，从限制收集到被遗忘权，再从数据可携性到算法可解释性，对每一理论的探讨，几乎都暗合于以下这个笑话的调侃：对每一经济学家，都存在另一意见相左的经济学家。

另一类为隐私辩护的观点强调其“非经济”的一面：功利计算以外，有些基本权利不容侵犯。比如，允许企业无孔不入的窥视及分析，可能允许企业更加方便地操纵我们在重要问题上的决定。因此，为了“维护人的主体地位”、“保证个体在重要问题上自主决策的可能”、“打破数字时代的‘奴隶制’”，隐私应予保护。然而，以下简单的驳诘显得难以回答：限制用户“自由地”与企业交易数据、划定隐私边界，岂不也是一种“奴隶制”？

作为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系及哲学系双聘教授及美国法学会成员，AnitaAllen已在隐私权及其理论基础这一方向上辛勤耕作了三十余年。在新著《不受欢迎的隐私》（UnpopularPrivacy:WhatMustWeHide）中，结合以往的成果，她致力于回答以下问题：何种情况下，社会有其正当凭据为隐私划出边界？尽管原书的部分分析及结论带有浓烈的“异域”色彩，或因此难以外延，可原书解答这一问题的方式颇为精巧。如此“平地起惊雷”的比较手法，值得深入介绍。

何以隐私

研究概念的起源及流变时，比较是常用的手段，在“隐私”这一话题上，这一方法也并不罕见，我之前评述的、Moore写作的《隐私：一部社会文化史》（请参考2018年11月19日《经济观察报》39版《“隐私”的概念起源》一文，编注）中，即综合运用了跨文化、跨地域的比较手法。相比之下，Allen本书采取的比较手段则更加微妙，她将美国文化中隐私论争的重要题目逐个“拎出来”，详述其来龙去脉、廓清其争议所在，各观念彼此“战斗”与“进退”的历史及其共通之处，将对解决今日与隐私相关的难题带来启发。

具体而言，原文以“物理隐私”及“信息隐私”两个大类，缕析了多个相关的子问题，物理隐私方面的问题有三，隔绝、妥帖与裸露。在我们通行的观念中，除“隔绝”以外，剩下的两组论争，或许都与“隐私”没有什么关联。相比之下，我们会更加熟悉“信息隐私”中的几类论争，一般的保密、种族身份的保密（或可归入保密之列）、在数字世界中授权数据，以及基于“父爱主义”的隐私规制——比如，限制未成年人披露自己的信息。

对以上几乎每一类问题，Allen都发出以下这组“对偶”的质问：社会有无其权力，在特定领域中强制维护隐私？理由何在？从个人的角度，个人有无权力放弃自己在这一领域中的隐私？理由何在？通过尝试回答以上质问，Allen将那些可能已经被大家遗忘、深藏于先例及立法之后的社会情境“重新拎出”，比较其中同异。有时，不同的价值“各擅胜场”，争论因此而生；有时，特定的价值非常重要，社会因而不遗余力地维护相应的隐私。

将相关争论中双方或多方的论据“还原”到价值层面，对“隐私”的比较研究颇有助益：一方面，就“隐私”本身而言，如果在其他文化中支持其保护的论据与本文化并不一致，借鉴甚或移植相应概念时，也应相应注意可能发生的、“水土不服”的症状。下节会举出具体的例子；另一方面，与前一点相关联，其他文化中，社会可能在用与“隐私”无甚干联的名目，保护这个文化中以“隐私”之名维护的价值。这种场景也能引发思考。

文章接下来将结合原书中三个较为有趣的侧面，简介作者独特的思考及写作方法。国内写作相对较少的“物理隐私”方面，“隔绝”与“裸露”都颇值得介绍。“信息隐私”方面，着重介绍“父爱主义”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一争论与近年来讨论较多的“助推”等概念关联密切。文章的最后，将简要介绍Allen在同一话题上发表、但在本书中着墨较浅的其他研究，力求勾勒解决文首“逻辑跳跃”的方案的全貌，并作简单结论。

有关“隔绝”的争论

“隔绝”与“裸露”，都是初看似与隐私无涉、实则相当重要的题目。理解“隔绝”相对较易。在之前的文章中，我曾提到，欧美的隐私观对“家”相当重视（请参考2018年12月10日《经济观察报》40版《从家庭的维度看隐私权》一文，编注）。与外界隔绝，即是家居生活的特征之一。Bachelard的概括颇为精到：“家的最大好处，在于家既保护白日梦，又保护做梦的人。家让人得以平静地入梦。”这一点又可作彼两点此交织的衍生：一是王利明教授等学者反复论及的“生活安宁”，二是为个体维护一片思想层面的“自留地”。

现实中，与隐私相关的许多言说都以此为论据根基之一。隐私权领域至为经典的文献之一，沃伦和布兰戴斯的《隐私权》，其中即以较大篇幅阐释以下断言：“作为法律权利的隐私权”为保护“处于神圣地带的私人生活与家庭生活免受侵入所必须”。类似表述还有“法律提高家庭的地位，而医院并不具备如此地位，概因家庭是疲惫、困顿、虚弱者最后的堡垒”。无论是“庇护所”还是“堡垒”，以上譬喻，均阐明了“隔绝”这一层涵义的重要性。

“隔绝”这一思考也体现在许多具体的制度论争及变革中，“别呼我”是其中典例。和今天国内手机用户面临的困境一致，2000年前后，美国人亦饱受无孔不入的营销电话的困扰。家不再是安宁的堡垒，周六早上安睡的惬意，大概率会因一通以“先生女士，要不要考虑……”起头的电话化为泡影。一边是千万普通人“隔绝”的权利受侵扰，生活安宁因而不保；另一边是规模以亿计算的行业，有着坚定维护这块“肥肉”的决心。

与民众疾呼的“彻底禁绝”与行业力陈的“令其自由生长”相异，制度最终取了一条折衷的路径。个体仍将接到电话，不过个体可以到对应的监管机构登记号码，号码一旦登入，厂商则不能再对这个号码营销。经历诸多往来争锋与繁复的法庭较量后，双方各自退了一步。民众生活的平静与安宁是相当重要的价值，然而行业也有难以击破的理由——一方面，“彻底禁绝”限制了用户及企业的选择；另一方面，彻底禁绝，可能引来限制言论之讼。

（编辑：辽源站长网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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