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次的亲密接触 我的互联网20年

两周多之后，我们开始通书信。网聊再怎么深入灵魂，还是不靠谱，还是没写信好，这是当时我们的感觉。在通信中，我们互相告诉了对方自己的真实名字，其实网上已经聊得透透的了，但就是名字这一关，打死也不说。那会儿流行的说法是在网上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，狗哪儿来的真实身份呢。

那个女生有一个非常男子气概的名字。然后我们就见面了，好一个义薄云天的女青年。

故事就这么结束了。

又过了一年，聊天室变得多了，成了各大网站的标配，也开始变得细分了起来。在ChinaRen的一个细分主题聊天室，我第一次找到了one night stand的对象。

那是在清华南门马路对面一片很破的小旅馆里发生的，里面住满了全国各地来北京上新东方和考研班的学生难民。房间35元一晚，有那种装着胆的热水瓶。

平心而论那是极其乏善可陈的一个晚上，连照片也没换，就发生了。但我还是很兴奋，第一次在网上搞成了这种事，人生成就get，好像征服了什么东西，那种快乐和刺激的感觉，后来的陌陌和探探们从来也没给我带来过。

几乎是在那同时，我开始用QQ了。那会儿叫OICQ，我的第一个OICQ号是六位数。我还用过ICQ，有着一个像大王花一样的logo。但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还是更喜欢聊天室。可能跟我的OICQ上一开始加的就全是同学有关系。当时我负责收古代诗歌课的期末论文，把一个同学的论文搞丢了，她找我算账就是在OICQ上算的，我怎么可能喜欢这个东西。

在我们那个据说平均智商很高的学校，尤其是理工科的学生里，ICQ和OICQ一出来就有了跟进模仿的人。大一的时候跟我同宿舍的一个工程物理系的浙江诸暨人，很快就搞出了一个叫OICU(oh I see you)的东西。现在来看，那是一个基于校园为单位的OICQ，当时好像也有不少人在用。那会儿学校南门主路上也一天到晚挂着“第二届大学生创业大赛”的红底黄字横幅，很多宿舍楼的机房服务器上都放着几个学生做的项目，但好像没什么人是冲着参赛融资去的，基本都在玩票。

另一个大一跟我们同宿舍的工程物理系的哥们提到那个做“OICU”的哥们的时候羡慕地说：“他要出去打工，一个月肯定能挣8000!”8000块，一个当时大学毕业生的天价薪资。

大二搬了宿舍之后，我跟那个工程物理系的“OICU”发明者再也没聊过天。再“遇到”他是在一个北加州校友微信群里，我顺着他微信绑定的LinkedIn账号，大致了解了他后来的走向：留校读完硕士去德国拿下了计算机博士学位，参加了博士后项目，然后去纽约的斯隆-凯特琳癌症中心做大数据诊疗癌症的研究，然后来了硅谷，在一家顶级AI新兴公司做数据科学家，接着带领商业化团队。

He deserves it。

但我没有加他的微信，只是想起了那个叫“OICU”的早期聊天软件。

第一次用Google

那是2000年9月，我们刚搬了宿舍。大二的宿舍可以连网了，我们也有了自己的电脑。

我第一次在宿舍里看到了一个打开的网页，上面是六个颜色不同的字母：“G-o-o-l-e”，下面是长方形的框。

用过搜狐的我猜测它应该是一个搜索工具，但我之前从来没见过也没听说过这个网站。打开这个网页的是我们宿舍最洋气的一个哥们，他的英语和法语都接近母语水平，平时下载各种法语和小语种的音乐听，而且从那时候起他就是一个多元文化的推崇者，觉得英语和美国流行文化太“沙文主义”了。所以当我问他这个搜索网站叫什么的时候，他跟我说：“Guu-gu-le”，Google的法语发音。

在之后的几个月，我一直管这个我刚认识的搜索网站叫“Guu-gu-le”，直到有一次被旁人纠正：什么Guu-gu-le，它叫“Gu-gou!”

好吧，甭管它叫什么，反正从那会儿起我就是它的用户了，搜狐的搜索框很快被我扔到了一边。此后的18年，我一直是Google的用户，无论在它能非常顺畅的访问的时候，还是在它经常不能顺畅访问的时候，再到它几乎不能顺畅访问的时候，我一直是它的用户。

一开始用Google的时候还很小心翼翼，因为服务器在美国——宿舍连网免费，但访问海外网站要按流量计费，从学生账户充值里扣，我记不清多少钱了，可能上一个钟头一天食堂的菜钱就没了，反正很贵。那时候阻碍我们访问境外网站的，不是看不见的墙，而是因为太贵。

用Google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，搜资料搜新闻挺方便的而已。那会儿百度也出来了，我也经常用。坦白说，我当时不觉得两者有什么区别。直到2003年冬天的一个晚上，我看到了《大众软件》杂志上的一篇文章，专门讲Google。讲它从斯坦福的缘起;讲它希望让用户尽可能短地停留在自己页面上的理念;讲它80：20赋予员工创造力和自由度的企业文化，讲它的员工有免费食堂，上班可以带宠物;讲它“不作恶”(Don't be evil)的信条……

可能是当时是容易被洗脑的热血青年，读完《大众软件》上的那篇文章我就跟自己说：我要永远做Google的用户。

2004年秋天，Google推出了Gmail，我是第一批用户;我可能也是国内最早用Google Earth的一拨人之一。2005年Google聘用了李开复担任大中华区负责人并让他吃了微软的官司，当时我切齿地痛恨微软和鲍尔默。那会儿我还在公关公司上班，想过“该怎么加入Google”的问题，但我居然从来没为这件事努力过。

2006年我成为了一名报道科技的商业杂志记者，逐渐开始有了接触Google的机会。2007年Google跟搜狗输入法闹出“抄袭词库”风波的时候，我在报道里几乎不加掩饰地站在了Google的一边。现在看，这么做可能不是一个合格的记者该有的姿态。以至于后来我在《第一财经周刊》的领导伊险峰动过禁止我报道Google的念头：“你丫整个一个它的信徒，怎么做好它的报道?!”

但必须得说，因为有了借职务之便一线接触Google的机会，我赶上了近距离观察Google、报道Google和体验Google最美好的时光。

2008年，Google开始发力云计算，跟清华大学合作给计算机系的学生开设“小学期”的云计算项目必修课，计入学生学分。我参与了报道这件事，第一次接触了什么是云计算，而且是直接从Google的研发经理那里知道了什么叫云计算。2008年9月，Google发布了Chrome浏览器，我当时就蹦了起来：“这是一个能把微软彻底干趴下的网络操作系统!”。接着在一个北京时间的凌晨，我电话里采访到了当时负责Chrome的工程总监桑达 皮恰伊(Sundar Pichai),现在的Google CEO。

说来也是厉害，当时为一款Google在全球发布的产品，一个请求就能采访到它的全球项目负责人，真的是我的记者生涯里一段相当美好的经历了。

然而彩云易散，事情很快起了变化。2009年，Google在中国的运营遇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。2010年1月10日，Google在中国的策略发生了重要调整，即所谓的“退出中国”风波，3月26日，靴子落地了。

（编辑：辽源站长网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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